吴敬琏:中国股市监管体系存在路线上的极大缺陷

发布时间:2016-05-31 点击:

       5月29日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在“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”上指出,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他说,靠“扩需求、扩增长、政策刺激”来提升增长率的方法被证明效果不佳,投资回报递减已经充分显现,副作用越来越大。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根本原因,就是由于长期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。

       最近正在热烈讨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,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,我们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,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,我们经济工作的主线,最近,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的讲话,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断,这就是,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,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,我想在这里,讲三点我自己的体会和我的意见。

刺激政策的效率越来越差 副作用越来越大

       第一点,我认为,提出从供给侧去观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,找出问题所在,提出对策的方针,这是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针上的重大发展和思想转变,对它的意义我们必须作出充分肯定,对这个问题,需要研究清楚。用它指导我们的政策的决定和具体的工作。在本世纪初期,中国经济就发生着很重要的变化,就是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,对于这个经济向下,应该怎么来理解,怎么来对应,宏观经济学的已有的成果告诉我们,根据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分析,去寻找应对的方针。 一个角度,就是从需求方去观察,另外一个角度是从供给方去观察,虽然许多经济学家,都认为研究长期问题应该着重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,问题出在哪里,应该怎么来应对。但是,在我们这里,应该说至少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,主流的思想是从需求方观察的,为什么中国经济开始的时候,是大概在06年、07年,甚至更早一点时间,有经济学家发现,我们潜在的增长率在下降,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,这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变成了现实。主流的思想是从需求方去观察的,就是所谓三架马车,说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呢,是因为需求不够,三架马车的力量不够,所谓三架马车就是投资、消费和进出口。所以应对的方针就面临着,所谓扩需求,扩增长,采取刺激。但是这个办法,执行几年以后,虽然反复用这个方法去提升增长率,但是效果不佳,而且存在风险,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,一个方面,刺激政策的效率越来越差,也就是说,我们宏观经济学讲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这个规律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,从09年到现在,几乎每年都会出台一些,扩展需求的刺激政策,但是效率越来越差,如果说09年的4万亿和4万亿贷款,把增长率拉升到8%以上,甚至维持了一段时间的10%以上的增长率,但是到了近年来,这种刺激政策虽然力度并没有减,可是效果越来越差。甚至没有效果,这是一个方面。 另外一个方面,造成了副作用越来越大,这个副作用集中的表现,就是资产负债,迅速的提高,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,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,这个现象值得注意,到了2014年就发现,这个杠杆率还不断的升高,到2015年,国民资产负债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%左右,甚至有一些研究认为,已经接近300%,这就是说,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,所以从正面的效果越来越差,负面的效果越来越大。这种情况,越来越多的人的人认识到,通过扩需求,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再进行,寻求更快的办法,所以争论,09年以后开始的争论,就是说对于观察中国长期增长应该从需求侧入手,还是从供给侧的角度去看,后一段意见就越来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。 从供给侧来说,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根本原因在哪里,原因就是说,我们供给的基本要素中,过去主要是依靠了资源投入的增加,也就是说,靠投资,靠投资拉动。而效率的提高,这个因素,贡献在改革开放以后,有一段时候,曾经有所进步,但是到了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,各种研究都表明,这个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。由于过去一些造成效率提高的因素正在消退,比如说,农村的劳动力和农村的资源进入城市,这个使结构的改变,使得我们的经济的效率有所提高,但是到了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,这个因素正在消退。从后进的一个国家,用引进学习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,当中国的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以后,用这样简单的办法,去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,这个空间已经变得很小了,所以从供给侧去分析,供给侧的几个要素,中间效率提高这个要素,若不能够取代其他要素的下降所造成的经济下行的状态,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,下行的状态会持续下去,就不能稳定住,所以,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,要尽一切的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。 在供给侧三个主要因素中,劳动、投资和效率提高,这三个因素中间,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的消失,因为已经过度的投资造成了太大的负面的作用,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的危险,所以,不能依靠投资,我们要扭转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中间存在的问题,主要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,以及提高效率。靠提高效率来对冲我们其他因素造成的消极影响,所以这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方式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。我们需要具体的工作和我们具体的政策,都要适应,这个变化。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意见。

怎么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呢?靠结构性改革!      

第二点,怎么能够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呢?怎么提高供给的质量呢?要靠改革,结构性改革,我看到有一些文章说,结构性改革像是一个我们中国发明的一个新词,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如果像我们这样的,比较老一点的人,可能还记得,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大论战的时候,这个词就出现过,有一篇文章,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的争论,意大利共产党当时提出一个意见,就是要做结构性改革,结构性改革的意思是,总体的框架不变的情况下,对某些环节,某些结构进行改革,修正主义,这个离我们比较远,这个基本意思,结构性改革的意思,就是说,总的框架不变的情况之下,对某些制度结构,某些制度安排,进行改革。这是说的50年代的事情。 进入到了80年代、90年代,一直到二十一世纪,在世界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范围内,这个词还是经常有的,我跟一些经济学的同行交流,我们讨论过,为什么西方的经济讨论中常常应该用的词,而我们在中国的经济讨论中,常常不用这个词,而且又叫体制改革,大概有一个区别,就是我们讲的体制改革,是要用整个用一个市场经济制度去取代计划经济制度,而在西方国家,是已经建立了市场制度,但是其中有某些结构存在问题,所以这些结构要进行改革,比如说,04年的时候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出一些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,讲的是市场制度中,某些环节,因为已经是一个市场制度了,总体来说,但是某些环节上,有问题,所以要适应市场制度更好的运行,这些环节上,这些制度框架进行改革。 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,我记得英国的经济学杂志,也提出欧洲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,他们有一些文章,要进行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,这个当时经济学杂志所说的结构性改革,着重是讲,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的体系,监管的体系和宏观经济政策要进行改革。那么,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,我觉得是可以用的,我们在2000年,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了,但是我们和许许多多的制度环节上,跟我们原来所要求的市场制度是不衔接,甚至有冲突的,这些地方都需要改革,也就是说,我们市场经济制度还是要完善。所以要提高供给的质量,提高效率,当然就有一个问题,就是一些经济结构要优化,因为,效率不高,说到底,首先就是错配的问题,于是就造成了结构的扭曲,所以结构优化我们要提高供给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。

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,不要像过去包办一切      

但是,改善结构,或者叫结构优化,或者叫结构调整,是有两种办法,一种办法就是按照国际计划经济的办法,由政府来进行资源的再配置,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办法,比如从04年以后,提倡的叫做“有保有压,有扶有控”就是这种办法。从压来说,下指标,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包办,有保有扶,有各种政府补贴,政府给贷款,给投资,来发展政府所指定的一些产业,来扶植政府所选的一些企业,来发展政府所提出的某些技术创新。 从04年以来做的这个办法,看来效果并不好,因为,政府对于什么是好的结构,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出判断,实际要靠实验,靠千千万万的创业者,创新者,通过实验在市场受到考验,然后找出路径,另外一个办法,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起的作用,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下,主要依靠市场来进行,市场的可以有两个作用,一个作用,就是如何有效的配置资源,我们在今天资源再配置的时候,它发挥很好的作用,市场另外一个作用,形成一种所谓金融的机制激励,激励人们的创业和创新。       我们现在要进行,要提高我们的供给质量,要提高效率,应该哪一种办法为主呢?我不是说所有的行政办法都有人用,但是还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,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,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。所谓更好的发挥,就是不要像过去那样,包办一切了,也就是说,我们在提高供给质量的这件大事上也要用新办法,不要用原先的老办法,刚才说了,对应经济下行,不能老是刺激的老办法。对于如何提高供给侧的质量,也是这样,要用新办法。 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,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,市场怎么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?就是要建立一个制度的基础,这个制度基础,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,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建立,我刚才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目标,其实这个目标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,是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,当时说在二十世纪末期要把统一开放,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,不过后来没有达到。

去产能不能靠政府下指标,降成本要靠市场竞争       

我们现在要做好这件事,我想一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,比如我们现在当前的重点任务,三去一降一补,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,原先有错配,结构变得不好了,结构扭曲了,现在转回来,转回来就是实现再配置,使它资源配置变得有效,靠什么呢?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        另外一件事,降成本,降成本可以用降指标的办法,要求企业降成本,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要靠市场激励,市场的优胜劣汰,市场竞争使企业和创业者都能发挥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现在实际上,已经有一些好的例子了,比如说,湖南的装备制造业不是用降指标来限定去多少产能,而是通过市场,比较平稳的实现了去过剩产能,和实现人员的有效流通。像这样的实例,已经发生,我们要推动这种办法,进行的改革。 最后一点,我想讲金融,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,这个金融体系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,所以金融体系的改革,会是我们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,重要的内容。应该说,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,我们金融方面的改革,在有些方面,进行得不错,比如说核心的改革,就是资本价格的改革,一个叫利率市场化,一个叫汇率市场化,比原来预料还要进行得快一些,还要顺利一些。但是,虽然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改革,可是单项突进,不可能发挥整体的系统性的效果。其他的方面的改革,也亟待的推进。        比如有一些市场发现价格,在对冲风险上,这个期货市场就变得非常的重要,而期货市场似乎这方面的进展不大,所以怎么能够支持各种金融创新,这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。跟整个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来考察,中间有些很重要的环节虽然也许在总体中是一个很小的部分,但是进展如果不能够达到要求的话,光是有核心的要把利率市场化,汇率市场化,还是不能够把这个利率和汇率,真正的反应资本资源的稀缺程度。比如说,征信体系的建立,想当年,吴晓灵在当副行长的时候,讨论过这个问题,征信体系怎么建立,到现在来说,虽然最近有一点动作,但是总体来看,这是一个市场金融体系建立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建设,像这些方面如果不能进展的话,会拖累整个体系的建设化。这是一个问题。

信息不对称导致损害股民利益的行为非常猖獗       第二个问题,监管的问题,金融市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,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,所以,监管问题,还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,我们监管体系长时期就存在着争论,就存在着缺点,比如说,我们的股票市场,在90年代到二十世纪初,有一场大的争论,对股票市场监管体系,应该怎么完善,当时的证监会的高教授曾经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,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体系,存在着路线上的极大的风险,不是把监管主要放在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上,而是放在了实施审批上,这样就使得整个证券市场变成了一个研究场。后来,在21世纪初期的证监会曾经有两三年的时间,想要解决这个问题,最近作为百日新政,好象要解决这个问题,但是看来这方面到现在并没有得到解决。因为这个信息的高度不对称,使得一些违规的行为,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非常的猖獗。

是什么导致了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?        

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这个问题,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原则性的决定,就是要从事前的监管,转向事中事后监管,要靠审批来监管,转向合规性监管,有明确的规则规范,那么就加强流通。这方面还有很多业界的有见解的人士发言。最后提出一点,我们金融改革,怎么跟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,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。主要是要供给方的提高,不能靠扩需求,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,这个短期政策为了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,短期政策的还是要用的。在用短期政策在某些时点上,用增加需求的方式,抑制系统性风险的爆发,是这样用的。但是这个时候,和我们的改革怎么配合,我想我们应该从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中取得教训,西方国家在08年,发生了金融危机,如今到全球,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中,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,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情况下,往往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就会放松,就会放任一些违规的行为,高风险的行为蔓延开来。 所以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,有一个争论,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还是因为凯恩斯主义,这两者都不能持续,为什么会发生两防的问题,那是需要执行一个扩张性的政策,所以对于有一些行为,对于延伸工具的一些非理性的投资行为,那就往往会放任不管。我讲这些,提供给各位参考,谢谢!

来源:原子智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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