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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颖一:教育是为了让人有独立思考能力

发布时间:2017-05-22 点击:

钱颖一:教育是为了让人有独立思考能力
“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,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,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必要的其他元素,比如好奇心和想象力。”
“中国教育的今天,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。”

“一是现代教育理念,二是现代大学制度。大学改革应该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”。

“我们不应该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局限在为了经济发展更好、创新更好。这绝对不是教育的全部。教育更应该回归它的本质,教育最终是为了人,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、人格健全的人。”

《财经》:在您看来,目前中国的大学距离世界名校还有多大差距?

钱颖一: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,也是世界上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国家。截至目前,中国高等教育在学规模3600万,高校在校生2700万,高校每年录取本科专科学生700多万,这些数字都是全球第一。

目前,中国经济GDP总量是全球第二,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七分之一。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潜在的人才规模,相对于巨大的经济总量,中国具有创造性的人才数量,无论是在科学技术成就、人文艺术贡献,还是新产品、新品牌、新商业模式方面,都显得很不相称,不令国人满意。

《财经》:教育学家顾明远先生说过,“中国教育教出来的人才有高原,无高峰”,和你的观点是一致的。

钱颖一: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也说过,“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90分以下的学生很成功,但是很难培养出90分以上的学生。”顾先生、杨先生,都是表达相同含义的比喻,而我是用了统计学中的概念做了更加一般性、可以进行验证的概括。

“均值”高是中国教育的优点。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,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。拥有大批具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劳动力,恰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。

一个原因,就是我们对教育的认识,过于局限在“知识”上,教师传授知识,学生获取知识,好像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。我曾把中国式的“因材施教”的特点概括为“多学一点、早学一点、学深一点”。

“早学一点”就是说中国教育比较超前,恨不得让两岁孩子背古诗、学算术,将知识提前学习,很多中国孩子小学学习的知识是欧美国家中学的知识。所谓“多学一点”、“学深一点”就是中国孩子的作业、学习内容的范围和程度远远超出国外学校的。但是不管怎样,所有这些都是局限在“知识”上。

《财经》:中国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表现出色,但到了大学、研究生阶段就会逊色很多,因为创造力缺乏。

钱颖一:教育绝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和知识获取。创造力需要有知识,但不仅仅是知识。爱因斯坦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,说了这样一句名言:“大学教育的价值不是为了记住很多事实,而是为了训练大脑会思考。”

人的创造性或创造力从哪里来?我有一个简单的假说,就是创造力等于知识乘以好奇心和想象力。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告诉我们,知识越多,未必创造力越大;知识通常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,但是创造力并非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而增加。因为好奇心和想象力并不是随着受教育年限而增长,而是非常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方法。

我们有理由相信,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高。但是受教育越多,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。这是因为,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、有假定的,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假定,突破现有框架,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正确,所以会被批评,但是在客观上就容易产生压制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。

这就形成了创新型人才培养上的一个悖论:更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性,另一方面又因减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性。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得预测教育对创造性的贡献很难,但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学辍学生,如比尔·盖茨、乔布斯、扎克伯格等很有创造性。

因此,我对“钱学森之问”有一个简单的回答: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,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,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必要的其他元素,比如好奇心和想象力。

《财经》:能不能说,教育改革的核心之一是要保护学生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,而不是简单的增加知识?

钱颖一:我认为是这样。创造力的产生不仅仅是培养问题,更是环境是否宽松问题。对大学教育来说,除了教授学生知识外,还要创造一种环境,尽力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。这也正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大学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。

《财经》:1998年以来,许多大学都提出了创办“一流大学”的口号,在硬件建设方面成绩斐然,大楼林立,豪华气派,但是在教育改革方面动作很少。

钱颖一:改革需要行动,行动需要思想。在我看来,思想取决于眼光。具体地说,我相信大学教育改革必须要有三种眼光:长远眼光、世界眼光、现代眼光。这与邓小平提出的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,面向世界,面向未来”是一致的。

长远眼光就是教育要考虑学生的一生,不仅仅是当下的知识掌握和眼前的就业。长远眼光就是反对急功近利,要立足于教育育人的长远目标。中国教育界的现实情况是,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下,在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中,教师和研究、服务国家和社会更容易获得优先考虑,而学生和育人更容易被忽视。

世界眼光就是要汲取全世界的经验,吸收全人类文明的智慧。历史的事实是,在过去几百年中,先是西欧的大学、后是北美的大学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领先者。世界眼光就是要瞄准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,创造和建设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。

《财经》:什么是“现代眼光”呢?

钱颖一:现代眼光就是要把教育现代化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之中,并以教育现代化推动人类社会进步。具体来说,现代眼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:一是现代教育理念,二是现代大学制度。大学改革应该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。

如何实践现代大学理念?我觉得大学教育要重视两个方面:一个是通识教育,一个是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。通识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,具有一般性。但是关键是通识教育要能够与个性发展相结合,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,这就包括思维的训练。所以,我们的教育改革是包括价值塑造、能力培养、知识获取的“三位一体”的教育。

《财经》:现在一般大学都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,虽然效果参差不齐。至于批判性思维教育、创造性思维教育,在许多大学仍然付之阙如。

钱颖一:一方面,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桥梁,可以连接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,也可以连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。另一方面,创造性思维教育又是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延伸。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既有比较功利的一面,比如它们对现在特别强调的创新非常关键;但也有不那么功利的一面,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,这是健全人格的体现。

提倡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教育有利于突破“教育只是知识传授”的旧观念,因此对于那些通过应试教育进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特别重要,因为它们能够帮助这些学生“恢复”好奇心和想象力,提高他们的创造力。

《财经》:“亡羊补牢,未为迟也”。这也是对应试教育的一种补救吧。

钱颖一:是的,我们需要“补课”。

从2009年秋季开始,清华经管学院在本科教育中开设“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”课(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,简写为CTMR)。我们将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结合在一起,是因为纯粹的道德推理对于学生来讲可能比较难,而批判性思维如果单独开课,很可能变成了纯粹的逻辑课。这种结合是一种创新。

我经常问即将毕业的学生和校友对在学校学的哪门课印象深刻,或者使你改变了你的想法,或者使你发现了你的潜力?我听到比较多的是这门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。在清华经管学院同学们之间,“你有没有CTMR过”甚至变成了一个日常用语。

《财经》: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教育界的共识。

钱颖一:建立现代大学制度,有两个方面非常关键。首先是教师人事制度,包括薪酬制度、准聘长聘制度。其次是大学治理改革,包括内部治理、外部治理。内部治理改革的内容包括“教师治学”和“职业化管理”,而外部治理改革的内容则包括大学与政府的关系、大学和社会的关系、大学和校友的关系、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等。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,允许大胆尝试不同模式。中国的大学改革也应该按照这样的改革方式向前推进。

《财经》:和经济改革比起来,教育改革似乎并不那么迫切。作为一个经济学家,你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?

钱颖一:改革开放近40年来,中国经济高速增长,得益于教育的大发展。由于中国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扎实用力,培养了无数模仿能力强的优秀劳动者,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,因为它适合“模仿和改进”的“追赶”阶段,特别是在与开放相结合的时候。

客观地说,过去近40年,中国的教育,特别是我们关注的高等教育,尽管存在很多问题,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。这是我作为经济学者的一个基本判断。

不过,经过了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,中国现在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阶段,正在向高收入阶段转型。经济增长速度放慢,因为人口红利消失,资本回报下降,需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。创新就是新的增长动力来源。

《财经》:全世界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加热衷于创新。国家把建立“创新型国家”定为战略目标;企业把创新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;大众创新创业的热情空前高涨。

钱颖一:是的。但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,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,不缺创新的意志、创新的热情,也不缺创新的市场,甚至不缺创新的资金,最缺的是大量具有创造力的人才。

创新意味着很多方面的改变,比如产业结构的改变、产业的升级、企业的升级,企业走出去等,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。这一点在逻辑上是非常清楚的。

在经济学最简单的增长模型中,人才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是人力资本,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;二是我们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,也就是说,经济增长中除了可度量的物质资本、人力资本之外,还有剩余的一部分无法用可度量的因素来解释,我们把这部分因素称为“全要素生产率”,它通常来自创新。

《财经》: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,但若没有好奇心、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,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,而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。

钱颖一:同样,如果一个国家,教育只是致力于传授知识,而不注重培养能力,特别是好奇心、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,那么,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,但很难获得引领世界的地位。

因此,中国的经济转型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经济的竞争到现在要变成创新的竞争,而创新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,人才的竞争最终要落到教育上。这就是从经济转型到教育转型的逻辑链条。中国教育的今天,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。

《财经》:看来,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教育转型之间是非常有关联的。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,中国教育改革、包括大学改革必须提速。

钱颖一:当然,这是一种比较功利的观点。虽然教育的其中一个功用是为了经济增长,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局限在为了经济发展更好、创新更好。这绝对不是教育的全部。

2000年前孔子教育就是要培养“君子”,这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教育观。到了中国近代,我们发现,原来教育跟科技有密切联系,可以直接导致经济的富强、军事的强大。因为落后就要挨打,于是我们开始重视科学技术,要发展经济,发展教育。教育的重点就转到了直接有用的知识上,特别是与科技和军事有关的知识,这是功利主义的目的。

今天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,当然同我们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密不可分。但是,现在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,要迈向高等收入国家,经济发展水平固然很重要,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我觉得,教育更应该回归它的本质,教育最终是为了人。

教育的本质最终是为了人,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、人格健全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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